消费扩张的号召为何难以兑现收入改革?
近年来,虽然工资水平变化不大,但社会保障、房贷、子女教育费用等开支不断增加,这种情况下继续提倡消费是否合理呢?首先必须承认,近些年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做出了一些温和的调整,比如几年前取消了农业税,几亿农民因此减轻了负担。同时,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已经多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也逐年上调,预计到2026年,全国31个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将超过2000元,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甚至将突破2500元。这些努力并不是空谈,而是直接体现在居民的收入上。
此外,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逐渐覆盖更多的人群。到2025年底,国家的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了10.76亿、13.31亿、2.49亿和3.05亿,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提至2%也是一项积极的举措,而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每月也在增多,居民医保的人均财政补助提高了30元。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逐渐增强了无数家庭的经济安全感。
不过,这些措施更像是一个个小修小补,距离进行全面的收入分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谓的大规模收入分配改革,意味着劳动者的报酬在整体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需要大幅度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也要实现质的飞跃。这一变革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增长潜力,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稳定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是当时最大的任务,大家关注的并非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而是能否填饱肚子。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招商引资、扩大出口和推进工业化,成功将中国推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但由此伴随而来的却是资本快速积累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之间的矛盾,加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
此刻,回头看,推动分配改革的艰难不言而喻。改革速度加快必然会对企业利润施加压力,例如工资上涨、社保缴纳增加和人力成本提高,会对依赖制造业的国家构成冲击。根据最新外贸数据,2025年前11个月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值为41.21万亿元,同比增幅仅为3.6%。反观对美国的出口却减少了18.9%,损失高达897.6亿美元。这个各方敏感时期,没人能轻易动制造业的成本。
地方政府的财政情况同样复杂。发达国家能够实现消费升级,部分原因在于政府对医疗、养老、教育和失业的底线保障充足。这使得居民可以安心消费,然而,我们国家的地方财政面临压力,土地收入下滑、债务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确保社保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解决资金来源尤为棘手。
调整利益的过程在全世界都是难题。分配改革意味着某些利益会被削减,而其他利益则可能得到提升。劳动和资本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平衡变得愈发复杂,每一次触动都可能牵动全局。虽然扩大经济规模是大家乐意看到的事情,但重新分配现有的财富总是会引发抵触,因此,渐进式的改革路线虽然慢,却是为了避免对经济和就业造成更大的冲击,从而确保老百姓的生活不至于恶化。
不过,决策层却对当前形势与目标十分明确。近年来“扩大内需”、“共同富裕”、“提升居民收入”和“促进消费”等话语的分量越来越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需要强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之后的中央会议不断强调完善消费机制,说明国家对于这一方向的重视逐渐加深。
进入2026年,相关信号愈加丰富。比如在3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工作报告的负责人沈丹阳分别介绍了政府将在消费方面采取的多项措施。今年首次提出“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一方面旨在多渠道实质性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以提高其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优化新的政策,以促进供给的稳定。资金的注入也在持续,中央政府安排了2500亿元特债资金用于以旧换新,并设立了1000亿元的财政金融专项资金,进一步增强消费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五五”规划中,相关部署更为明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中,强调需要“积极推动消费”,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将“内需主导”的概念列为明年的重点任务之一,内需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然而,面临的矛盾同样明显。需要在给居民提供更多帮助的同时,保障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技术领域如芯片、人工智能及高端制造也不能停步,国家安全相关的投资更是不能削减。资源有限,在各项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对任何决策者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
最终,居民最明显的感知就是他们是否敢于消费。专家指出,现在更重要的不是能否消费,而是是否敢于消费和愿意消费。手中有钱并不代表愿意消费,医疗、养老、教育及房贷等开支压力增加,若预期的不确定性加大,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存钱而非消费。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的压力持续,强化了居民的谨慎储蓄心理。只要这种心态没有改变,消费就难以回暖。
在收入差距方面,的确近年来有所缩小,统计数据显示,在“十四五”规划期内,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4%,与经济增长基本持平。